穿梭在赤道上的“白衣天使”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正值壮年,在学术上、在医术上有非凡的成就。他们在国内,可以有优渥的生活条件和优良的研究环境,但是他们却选择舍下牵挂的家人,舍下稳定的生活,奔赴到贫穷落后、疾病肆虐的异国他乡,做一名普通的援助医生。

他们诠释了医者对职业和人类生命的神圣承诺,更用爱浇铸起友谊的桥梁,向非洲乃至全世界展示了我们“爱和平,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他们,就是被喻为穿梭在赤道边的“白衣天使”——中国援助非洲医疗队。

9年前,一架飞机降落在遥远的非洲几内亚比绍,走下来的黄皮肤的“中国天使”中,有两位是来自巴中的医护人员。那是巴中派出的首批参与医疗援助非洲医疗队。截至目前,巴中已经有6名医生参与医疗援非,他们的故事从2010年开始,至今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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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和朋友都说我疯了”

谭兴中,市中心医院副主任医师。42岁的他平头短发,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睛,笑起来像个大男孩。他有个体贴的爱人和乖巧的孩子,这样的生活让很多人都羡慕不已。

他却不这样想。在2010年8月前,他的生活按部就班,毫无波澜: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工作,然后就在医院和家之间穿梭,他甚至能预见未来几十年的生活,看病、看病、看病,直到退休……他想,生活不应该这样,于是申请去援助非洲。

6名医生,1名翻译,1名厨师,几十个行李箱。

大巴到了候机楼,家人的车刚好赶到,为了不给这次出行增加伤感的气氛,他特意没让5岁的儿子来机场送行。一行人进了办票大厅。推着行李,换登机牌……妻子在一旁看着,默不作声。

这是2010年8月29日。这天,四川省援几内亚比绍医疗队第六队正式出发,谭兴中和刘华是巴中首次参加医疗国际援助的医生。此前,他们已经在省相关部门进行了半年的专门培训。

此次一去就是两年,但谭兴中除了别离的伤感,也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谭兴中的生活不惊不诧,平淡无奇。虽然才33岁,他已能预见到自己未来几十年的生活。他想干点事情,给生命增加点味道。

2009年,机会来了,医院通知四川要组建一支援助非洲的医疗队,去两年时间。谭兴中脑袋里却迅速地想起一件事:非洲一个村子都得了寄生虫病,有个援非的医生去了,筛查发现水有问题,就用布过滤水,后来人们病好后,这种喝水的习惯,就保留了下来。他觉得这个医生,改变了当地的医疗习惯,就像一个救世主、一个英雄。

当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家人时,遭到了全家的反对,所有的朋友甚至都质疑他是不是疯了,放着安稳的生活以及家人不顾跑到万里之外。

两天后,谭兴中递上了书面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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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非医疗队驻地


“进安检那一刻,我甚至不敢回头看一眼”

9年间,巴中先后有刘华、苏平昌、黄春泉、陈应辉和吴昊等5名医生同样经历过谭兴中的选择,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的选择和出发前的心情出奇的相似。

35岁的吴昊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大儿子刚上小学,小女儿只有两岁。谈起主动援非,吴昊说:“之前医院中医康复中心就有一位师姐去过,全院有4位同事凯旋回国。说实在话,从我个人来说这些我都不怕,我怕的是与亲人的分离。”

“你忍心放下我们吗?”妻子问。这句话直接戳中了他的心窝,竟然半天说不出话来。

“如果发生战争,士兵都不上前线怎么办?如果发生了瘟疫医生都不去救援又怎么办?国家培养了我,我也应该为祖国做点什么吧?”通过培训和考核,吴昊成为四川省第17批援几内亚比绍医疗队队员。

2018年12月10日下午3点,他们正式登上飞往异国的飞机。

“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要对他们说,而在那一刻,我竟然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走进安检的那一瞬间,甚至都不敢回头看一眼。”吴昊说。就这样,带着平静而复杂的心情,他们正式踏上援非之旅。


初识几内亚比绍:

给患者做手术要先用柴油发电机发电

飞行20余小时,转机4次,医疗队终于在几内亚的首都比绍落地。

地处西非的几内亚比绍,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1973年独立后,国内政局不稳,动乱频发,经济长期困难,是联合国宣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和重债穷国之一。

谭兴中到达的时候是当地时间的凌晨,借着机场微弱的灯光,他第一次踏入另一种皮肤族群的土地,心里还是有一丝焦虑和不安。他们搭乘一辆皮卡车前往驻地,机场越来越远,灯光越来越弱,直到最后一片漆黑。汽车也从开始的平稳行驶到不断颠簸,他下意识紧紧抓着卡车扶手。

2012年,巴中第二批次前往比绍援助的黄春泉和苏平昌医生看得比谭兴中清楚:这里,衣服不能晾在室外,因为一旦苍蝇落下卵,再穿时皮肤可能会长蛆;这里,半年是雨季,雨季每周会下一场倾盆大雨,从周一一直下到周日;这里,最可怕的是被蚊子叮,患疟疾如家常便饭;这里,飞蚂蚁叮在身上不能拍,这种硫磺蚂蚁体内有强酸,拍下去皮肤就会溃烂;这里,住院病人中六成以上有艾滋病;这里治安很差,因饥饿和贫穷导致的抢劫、敲诈、绑架等犯罪行为时常发生……

谭兴中所在的由中国援建的比绍卡松果医院,这是当时全市最好的医院,有100张床位,只有3名医生,40多名护理人员。

上班的第一天,当他进入手术室时,眼前的一幕让他彻底震惊了:“没有一名麻醉医生,呼吸机铺满灰尘,破损不堪!”在国内从来没有修过呼吸机的谭兴中拾掇了半天,才勉强让其中一台能够使用,而且皮囊还是用胶带临时粘着的。

“如果病人要做手术,需要家属事先买柴油发电。”医疗条件的简陋,吴昊记忆深刻。

吴昊援助的是中国2011年援建的比绍军区医院,是该国最大最先进医院。医院里只有一台2排的 CT机、一台胃镜、一台DR(X光机),而且这些全是中国赠送的。血液检查只能检查血常规、艾滋病等简单项目。参观科室时,他发现当地医生完全没有“无菌观念”。曾有一位截肢患者,伤口反复感染半年都没愈合,病床边,棉球、纱布、镊子随意摆放……在比绍的卡松果医疗点,院内没有水、没电、没厕所。


历险:第一次觉得死亡如此迫近

吴昊在非洲的第一位病人是位周围性面瘫的患者。要扎针时,他发现没有消毒的酒精棉球,向助手求助,助手却挥手说:“ Não、Não(不用、不用)!”

“我的天,他们扎针居然不消毒!”于是吴昊连忙回到驻地,打开库房拿上酒精棉球给患者消毒扎针。后来吴昊从助手那里了解到,这里医疗物资很匮乏,酒精棉球和针需要患者在药店购买,由于针很贵,所以,几十年来,给患者针灸用的针都是中国免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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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昊给当地病人诊治

 

渐渐地,中国医生们跟当地非洲医生熟络了。

这天,一名护士长求助,她的孩子患上了脓肿,曾经去其他医院看过,还是没看好。谭兴中手术室的另外一个中国援非医生给他做了引流手术,不久就好了。谭兴中有些不解:如此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会看不好呢?

后来他才知道,这里每天急诊患者400至500人,随时都有病人在门外候诊,“这里的病人永远都看不完。”外科没有病床,病人只能在治疗室做简单清创、缝合、石膏固定以及关节复位。放射科只能拍摄X光片,时常因停电不能做检查。检验科可查血尿常规、疟原虫、HIV等,但也时常因停水、缺乏试剂而“停摆”。

这里最常见的疾病是外伤和疟疾,诸如枪弹伤、刀砍伤,而疟疾跟国内感冒一样常见。

在比绍,传染病所占比例非常高,尤其是疟疾和艾滋病。所以,在国内培训和初到医院时,都会特别强调职业防护。

谭兴中最怕蚊子,那里的蚊子太有活力,个头比国内的大多了。吸饱了血的蚊子飞得慢,一拍一个准,一拍一手血。好几次下班,他低头看自己一双小腿,密密麻麻全是蚊虫叮咬的红点,立即奔去查血,生怕被染疟疾。

虽然十分谨慎,但谭兴中依然没能幸免,终于患上了疟疾。寒颤高热,头痛难忍,大汗琳漓……症状一直持续了一周多,直到国内援助的一批新药到达后,他才得以痊愈。

回国两周前,在一次手术中,一位麻醉助理在为病人缝合伤口时,不小心被针刺破了手。当晚由于是深夜急诊,检验科都已经下班了,所以筛查只能第二天才能做,那一晚,谭兴中和这名助理几乎彻夜未眠,“各种假想,连最坏的心理准备都做了。”

有时候,在医院里,经常会听到外边有“噼里啪啦”的声音,有时候是“砰砰”声。谭兴中奇怪:非洲人也放鞭炮吗?久了才知道,那是枪声!

这天,急诊送来一位伤者,枪伤,被枪击中了大腿。谭兴中做了生平第一次枪伤手术。

枪击伤在比绍很普遍,手术室隔三差五就要取一次子弹。医生们的活动,基本上都在医院内,除非万不得已,才会走出医院。而出去后,眼睛也要四处扫视,发现有可疑的人,就要立即逃跑。

虽然从医多年,见多了生离死别。但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谭兴中第一次觉得死亡如此迫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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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在非洲当地,许多居民把中国医生们称为“中国天使”,有了这群“天使”,疾病变得没那么可怕了。

2014年3月,埃博拉病毒在几内亚爆发,8月开始向西非各国流行扩散,并几近失控,致死率极高。在美、日等国医疗队撤离时,中国医疗队不仅没有撤离,还成为了当地抗击病毒的中坚力量,提供了大量医疗物资、医疗队和专业防疫队员。那时候的黄春泉和队友,努力为中国几内亚比绍防治埃博拉专家组培训当地医务人员和社区公共卫生人员提供一切条件,准备场地、搬运物资、培训人员、驾车运送等,全力以赴协助专家组完成了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也是在抗击埃博拉和平日的下乡巡诊义诊和卫生健康知识宣传时,中国医生们认识到了医疗对于这个国家的重要性,但同时他们又心生强烈的失落感。“感觉自己的力量太微弱了,两年也许自己能治疗很多病人,但这些对于这个国家和人民来说太微不足道了,我们走了他们又怎么办?”因此,谭兴中和所有参与援助的医生达成共识:“要给当地医院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工作中,黄春泉发现当地工作人员的化验结果误差很大,于是他就耐心细致地帮助找原因,教他们如何控制误差提高准确率。他们对黄春泉教授的技术及方法,总是竖起大拇指,用蹩脚的汉语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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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春泉修理仪器

经过黄春泉的不懈努力,当地军队总医院完善了检验科,健全了科室相关制度;先后开展了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18个项目,小便检测11个项目,生化检测21个项目。在黄春泉手把手的带教下,当地10名医护人员学会了操作自动生化分析仪、血细胞分析仪及尿液分析仪;苏平昌共培训了26名普通放射和CT技师;谭兴中的两名麻醉助手都能独立完成术前麻醉。


记者手记

如果你要问,生命的样子是什么?我想,医生最能给出答案,因为他们是最能接近生命本质的人。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样的誓词到底意味着什么?对很多人而言,这也许只是一个平淡的口号。可是对于那些身着白色大褂的人来说,它是毕生的价值所求。小学的时候,我们都学过《纪念白求恩》,课文中描述了他对我国的医疗支持且为此而献身的经历。也许那时只是将这种精神囫囵吞枣般印在脑子里,对“伟大”和“赞礼”也并没有共振般的感受。

在很多你所未知的地域,其实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真实的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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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非洲几内亚,大部分人对它的印象应该是沙漠、骆驼、烈日、黑人、饥饿,其实这只是一部分,真实的情况远比这更差。这个地方是疾病高发地段,因为几乎没有医疗机构,所以导致当地的死亡率也非常的高,当地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50岁。

当责任和职位所需的时候,总会有人会如英雄般出现。援非医疗小组——这支被国际称为穿梭在赤道上的“白衣天使”队伍,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在医疗设备和环境相对落后的国家,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为这个国家的医疗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异国他乡,生活的节奏完全不同。想吃蔬菜,自己开荒种植;头发长了,相互帮助剃……在那里,所有男士只有一个发型——短寸,而女士都不理发。业余时间与当地人打打篮球,踢踢足球,更多的时间是一遍遍翻阅从国内带来的书。大家一开始还会每天与国内家人视频,后来由于网络不稳定,被迫中断了。采访中,吴昊通过微信向记者发送了5张照片,从早上8点就开始传输,直到晚上10点才发送成功。

最难捱的是春节。谭兴中回忆,2012年春节,他们简单吃了顿团年饭,和家人连通视频,由于国内家人还要招呼客人,他们只能简单问好后就草草挂断。大家一起守着一台破电视看春晚,“看着电视里热闹的场面,心里总不是滋味”。谭兴中一个人围着医院跑了几圈,出一身汗后,蒙头就睡。

医疗援非,重要的不仅是救人,还有医疗技术的培养和传承,培养当地的医疗团队成为援非小组的重要工作。他们从基本的护理、器械的应用以及医疗团队的组建等相关的实践知识,通过每一次的实际操作达到传帮带的教授。

谭兴中说,当决定成为援非医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学会舍去,有的是家人的团聚,有的是安逸的生活,有的甚至是自己的安危。很多时候,同龄人在晒诗和远方的生活,他们却在第一线为了病人的生死而赛跑。身上的衣服和心口印的国徽就是他们的全部,也是他们值得骄傲的所在。

无国界的医疗奉献可能不会让世人皆知,即使没有那些光环和头衔,也阻挡不了他们履行救人的职责,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活成了“天使”本来的模样。

(巴中新报记者  吴维义)